長日盡處

　　泰戈爾《飛鳥集》中的句子：「長日盡處，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將看到我的疤痕，明白我曾經受傷，也曾治癒了。」是我這段經歷的最佳註腳。

　　謝謝張德勝教授在這段期間不遺餘力地協助，和我討論、給我建議，教授曾經詢問我，願不願意把我的經驗，讓他作為性騷擾防治、性平教育推廣的案例？同時表示「bystander（旁觀者）」是性平教育的重點人物。當然可以，既然事情、苦難已經發生，我能做的，就是讓它以各種形式發揮最大價值。教授也曾說，我可以把這段過程寫下來，畢竟，「講出來」有助於自我復原，能夠面對、爬梳自己的經驗；而這，也是這篇文章之所以誕生的契機。

　　我想，我是非常非常幸運的，有機會在家人的陰錯陽差之下留下書面證據、遇見性平專業的張德勝教授、找到願意協助擔任證人的老師與同學，還有一個特別給力的弟弟與其同學們……大家一起解決這件事，非常謝謝你們！

舊事重提

　　2023的十月中旬，室友D被某堂課的助教過度追求甚至持續騷擾，她去警局申訴這個性平案件，警方將資料轉交學校後，學校受理此案並展開調查。11/20的晚上，她和我聊天，提到很多人（包括該堂課的老師）都為助教求情、要她考慮撤案，說行為人的父母是公務員、行為人是體育選手不能留案底之類的。D說，她想找我聊聊，因為她知道——我絕對不會叫她撤案。

　　當下，我突然想到歐麗娟教授曾在講《鶯鶯傳》時提到：受人鼓勵後的行動，結果往往只有自己需要承擔傷害、付出代價。我體驗過這句話的意思，也知道不管撤案與否，D在這一路都會需要面對很多挑戰與辛苦，而這些是我無法替她承擔的。所以，在對話的最後，我很誠實地跟D說：其實我會希望你不要撤案，也有一部份的私心，因為你這個調查案件（而且是證據充足、勝率高）的機會，是我很羨慕的，所以會希望你好好把握。

　　出於好奇，我詢問D通報性平案件後，性平會有什麼後續的作為，聽著她的敘述，我突然意識到——自己當時的案子，其實根本就沒有被通報到性平會！我先前一直以為此事有被通報，是證據不足才不了了之，也因此誤以為此事已結案、無法再處理。極為巧合的，隔天我去參加一場性別平等的教育訓練講座，在講座中，德勝教授提到《性平法》無追溯期的限制。

　　有人說：「報復一個人最好的方式是『無視』他。」其實，我過往以來（部分是迫於無奈）的作法便是如此，但現在我發現：自己因為這段經驗而做的很多選擇與事情，就像射出很多支箭，這些箭雖然都射在靶上，卻避開了「紅心」，最關鍵的問題從未被好好處理，依舊懸而未決。種種因素與情緒加總，我才有強烈的動機，不打算讓這件事就這麼算了。

細說從頭

　　國二時的理化老師S男，第一次上課選小老師，他堅持選一男一女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在他的課堂上，開黃腔的頻率極高，他甚至會在教到「壓力」單元時，拿班上女同學的身材舉例，且語氣是帶著嘲諷與戲謔。雖然會覺得不舒服，但因為其他同學都沒有反抗，S男亦沒有對我造成太嚴重的傷害，為免被認為是「小題大作」，我只當這個是他「獨特」的「教學方式」。

　　直到國二下學期某次上課，S男說，催化劑不會參與反應，就像是媒人婆，假如他是媒人婆，撮合兩個小老師結婚，婚禮結束後，會不會跟著他們到洞房裡面「然後在他們ㄣ……ㄟ……ㄜ……的時候,在旁邊指導他們，說：『奕妤，腿再抬高點，腳打開一點。』不會嘛！所以這就是催化劑功成身退的概念。」他在課堂中完全不顧及我的感受，講出充滿性暗示的話……

　　大人總說，遇到性騷擾要及時說「不」、要「趕快」跟信任的大人尋求幫助；卻沒告訴我：如果傷害我的人，正是在場唯一的大人，亦是握有「最高權力」的人，我應該怎麼做？有力者不是應該要恥於傷人嗎？我聽到那段話的當下立刻呆住，只覺得很噁心，回過神，想做點什麼，但為時已晚，話已經消逝。

　　事後曾經疑惑，在一些場合聽到黃色笑話，我也會覺得好笑；為什麼自己獨獨在這件事情的反應這麼大？後來釐清了，自己對性騷擾的接受「底線」是：黃色笑話的對象不能針對「我」、也不能有歧視、嘲諷等具惡意攻擊的意味，此外，生理男性不能在未經過我同意時觸碰我的身體。其他情況下，無論尺度多大、多直接露骨，我都不會感到不適。

　　其實，我原本不知道這件事會通報「性平會」，只知道S男侵犯我的底線，我不想坐以待斃，於是想請能夠「平等和他溝通」的C師轉告他不要再開黃腔。我將課堂上發生的事情，還有我不舒服的感受寫進小日記告訴C師；原先的訴求就只是：我希望這樣的事情，之後不要再發生，僅此而已。

　　正所謂「親極反疏」，我知道在這件事中，爸媽高機率只能徒然擔心難過而已，但我不希望如此，所以，在媽媽簽聯絡簿的時候，我把小日記的區塊用手遮住，不讓媽媽看到我寫的內容，也跟她說不要看，而媽媽確實很尊重孩子的隱私，真的沒有偷看。隔天C師看到後，回覆我：「這樣真的不妥當的言詞，我會反應」。因為國小曾經有被教練侵犯身體界線的經驗，當時和爸媽反應後，爸爸去和教練溝通完，教練後續就沒有再如此；所以我國二時天真地以為，這次只要和老師求助，老師們彼此溝通之後，S男就會知錯並改正，事情就能獲得妥善處理。

　　但是，要是這樣就能處理好，社會就不需要法律了。

　　向C師反應之後的某天，理化與數學課時間突然對調，變成下午第一節上理化課，我身為學藝股長，想和數學小老師一起去數學辦公室找老師問清楚狀況；結果當時沒有找到數學老師，我和同學只能先回教室。一進教室，靜默的不正常，S男看（瞪？）了我一眼，便開始上課。上課過程中，他時不時就陰陽怪氣地提到「性平會」等字眼，講的時候還看向我這邊；我也因此以為，此事有被送性平會，只是因無錄音檔，證據不足不了了之。

　　隔天下課，我想和S男把話說清楚，便請A陪我去辦公室找S男。在辦公室裡間的電腦房間，S男向我表示，昨天他在「我因為公務尚未進班」的時候，有問班上同學他上課時有沒有講過色情的內容，並說當時沒有同學舉手。我當時太年輕，竟然傻傻相信他的一面之辭，絕望地以為真的沒有人願意站在我這一邊。

　　當時這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，我因此開始被S男針對，平時他會漠視我，但在課堂上要開黃腔前，他都會特別停下來，說「不要講好了，以免又有人覺得不舒服」，然後就會聽到男同學的「哀號」，又或是S男會點名我、看著我並要「徵求」我的同意，但其實，在其他男同學的起鬨下，我根本沒有說不的機會，而且因為當時還是以為「沒有人站在我這邊」，為了自己在班上能維持「最基本」的同儕關係，我只能硬著頭皮點頭。之後的一年半，每次上理化課，我都必須提心吊膽S男會不會突然提出那些失禮的問題，這樣「隨機發生」的權勢威脅甚至羞辱，讓我每次上理化課都彷彿遭受凌遲。

　　雖然S男在此事之後，曾經在課堂上表示我可以錄音，但因為校規規定學生手機要集中保管，當時的我沒有帶手機上學的習慣，亦不知道錄音筆這個工具，所以要課堂錄音根本是「不可能的任務」，我只能自己想辦法「記住」這些過程（可見有的時候，還是不要太乖，太乖保護不了自己……）。到了九年級，我不願意再擔任理化小老師，班上亦沒有任何女生想擔任，所以最後是改由兩個男生擔任。

　　因為第一次求助之後，我的下場更慘，之後再被S男刻意針對時，我並沒有再讓C師或是家人知道這件事，而且，因為注意到，班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在我後續被針對時有任何支持我的跡象，所以我消極地覺得講了也沒用，習得性無助，索性不講了。佛洛斯特的詩〈熄滅熄滅〉寫道: 「而他們，由於他們不是死者，轉身繼續他們各自的事。」在敘述「人性的有限」時，歐麗娟教授表示: 「這個現象乍看之下當然是很無情的，可是這是必然的結果，要旁人不轉身回去做自己的事，是不合理的要求。」在當學期一結束，我就直接把整本聯絡簿丟到家裡的資源回收桶，從此不想再看到它，以免睹物傷情，想起不好的回憶和當時悲憤、無助、絕望等感受。

　　最初事發不久後，有一次C師在音樂教室告訴全班：「我相信理化老師有講過那些不適當的話，有些人可能認為很好笑，但有些人會覺得不舒服……」謝謝C師相信我的求助並有所作為，這是我在那段黑暗日子中的一盞明燈，讓我有勇氣撐過每一個痛苦的瞬間。我當時清楚意識到：自己除了「自救」，別無他法；幸好我的個性十分好勝且倔強，沒有被S男後續種種失當的行為所擊垮，他想摧毀我，我偏不要讓他如意。

　　我學會如何「化痛苦為力量」，亦自知跟S男的關係就此破裂，幸好我從國一開始就有補習，補習班的理化老師教得很好；我在補習班學會觀念，在學校的理化課就做自己的事，完全不理S男，如果他要點我回答問題，我也有辦法答對，理化考試成績我也保持在九十分以上，我要讓他沒機會藉著成績找我麻煩或刁難我。這時候，追求「好成績」對我而言，是一種「自保」的利器，必須確實有實力，才能讓我的不聽課能被S男「忽視」而非「挑出來針對」。這正好呼應電影《花漾女子》中，主角曾經感嘆的：「女孩子有腦子沒什麼用！」只要是人，在「暴力」面前，終究只能屈服。

　　高中會想考中山女高，其一，是大我一歲的表姊正在就讀，其二，是因為當時在S男帶頭「點名並徵求」我的同意的情況下，男同學會瞎起鬨；這堅定了我考上好高中，以「永遠擺脫」這類我不願與他們為伍的同學的決心，當時的想法是：「我不要再跟他們當同學了，連同校都不要！」（不過，我後來已經原諒這些同學了，我們當時都還太年輕，不知道怎麼成熟地處理、應對事情才恰當；該被處理的是S男）。最後我如願考進中山女高，從結果看來，似乎是因禍得福，但一年多的箇中艱辛與掙扎只有自己知道。 　　自此，我已「浴火重生」，從此具有「起死回生」的能力。當我從地獄爬出來後，不會想讓其他人也經歷我所經歷過的，會竭盡所能，能救一個是一個。也因為此事，我開始特別關注「性平教育」的相關事物，並投身其中，希望能盡己之力幫助更多人。

峰迴路轉

　　原本這件事情，會如同大多數性騷擾案件一樣，我一畢業就就永無轉機與後續，也不會有更多人知道；但或許，是生命想給我沉冤得雪的機會吧！又或是，生命希望我做點什麼。國中畢業後，我的弟弟也被S男教到，最初得知此事時，我非常恐懼——我不確定學校老師對學生家庭狀況、手足的掌握程度到底有多少，我很怕弟弟因為和我有關係而被S男遷怒、針對，甚至經歷和我一樣的壓迫與遭遇。也是這時，我第一次讓家人（弟弟）知道自己國二時被性騷擾的事，就像一個職場老鳥只能私底下叮嚀新人「哪個人是性騷擾慣犯」，提醒與對方相處要特別注意、保護好自己一般。

　　一段時間後，在聽到弟弟說班上不少同學都向班導反映S男上課開黃腔時，其實我有一絲期待，因為這次不是只有一個人孤軍奮戰而已，這麼多人站出來反應、基本上就是有人證了，老師乃至學校性平會不會坐視不管吧！S男會因此受到應有的懲處、有所收斂吧！但我錯了，當弟弟告訴我，他的班導向S男傳達同學的反應後，S男一樣在班上否認開黃腔之事、說是同學自己想歪時，我基本上已不對學校人員抱持希望。也因為有自己的經驗作為前車之鑑，我不敢再叫弟弟堅持反應，我很幸運地，最終有扛住這樣的壓力，但我不知道弟弟是否也能夠如此，就算他可以，我也不希望他承擔這些。

　　這樣高度相似的處理結果、S男的矢口否認，喚起我幾年前的回憶，在幾乎把自己淹沒的巨大情緒下，我決定問幾位國中時同班的女同學是否記得案件經過，當時沒想到還有機會重啟調查，所以出發點很單純，我只是想聽到實話——在畢業後沒有師生權力關係影響之下的實話。不過，確實因時間久遠，有人已經忘記，也有人表示自己上課在睡覺，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……其實還滿為她們感到慶幸，畢竟，有些話語及事情，還是不要聽見甚至不要記得，會比較快樂。

　　這次問的幾位同學，並不包含我國中時最好的朋友與高二時的同班同學，部分是擔心舊傷重提會影響日後的相處，畢竟當時的認知還是以為「沒有人站在我這邊」；可以說，我是已經做好可能就此與對方絕交的心理準備，才向那三位同學提出這個詢問。萬幸的是，我確實因此掌握到了一些證據，雖然遲了一些，但總比沒有好。

　　隔年4/2，我去電影院看了《花樣女子》，隔天又去看了「三十八號樹洞」的展覽，其中有幾句話很觸動我：「不是嚴不嚴重的問題，而是行為本身就不應該存在。」、「不必強迫自己原諒或放下，但可以帶著堅韌、善良和溫柔，繼續走向遠方的道路，那裡或許沒有解藥，也沒有救贖，不過相信我終能找到理想中的自己，與對抗這個世界的勇氣。」

生命贈禮

　　國二下學期時，未免之後再勾起不適的回憶與感受，我想讓聯絡本永遠不要再出現在我面前，所以當時學期一結束，我便將整本聯絡簿丟進家裡的回收箱。 　　升大學的暑假，家裡進行大掃除，我在整理時，竟然發現——那本聯絡簿還在（猜測是媽媽當時在回收桶看到，並撿起來收著）。我重讀一遍那篇小日記，曾經永遠不想再見到的東西，事隔多年，這次，我卻主動將該頁割下、保存好；當時並不知道這件事還有處理的機會，只是想提醒自己：我已經浴火重生了，但是，不要忘記曾經發生的事情和當時的心情。（後來，在看到日本電影《青鳥》時，我最受觸動的台詞正是：「為了將來的你，不要忘記現在的心情。」）

　　總之，我很慶幸當時媽媽有把那本聯絡簿撿起，而我也有機會於情緒穩定後再次接觸到它，並因此留下一些證據。否則，即使現在知道可以針對當年的事情進行性平案件的處理，如果證據不足，結果非常可能再次讓人失望。去年Metoo運動期間，我有意避免看相關的內容，因為我很怕在看別人故事、眾人評論的過程中，再經歷一次那種無力感——尤其是對方只能說出來，事件注定沒機會獲得妥善處理的故事。

準備抗戰

　　意識到自己當時的案子，可能沒有被通報到性平會的隔天，11/23有一場講座，張德勝教授提到「性平三法」修法的資訊，還說《性平法》規定：即使受害學生畢業，仍可對加害老師提出性騷擾的申訴。我意識到——自己當時的案子「可能」還有機會處理。當天，我第一次向自己的生涯導師，同時也是性平專業的張德勝教授提及國中發生的事情，並向他請教接下來通報的相關事宜。

　　在幾天後通話時，教授表示希望我盡快處理，畢竟，沒有人知道S男何時會再次犯案；但我當時才意識到「當時的案件根本沒被送性平」不久，仍處在一個對學校內部人員失去信任的時期，感性上，不想亦無法承擔再次失敗的下場。所以不敢輕舉妄動，想等今年3/8修法後，一旦有教職員工涉案，調查小組人員必須全部外聘時，再提出調查申請。

　　教授曾經問我「和證人的關係如何」，並表示有些人、關係可能會因為處理性平案件、想請對方擔任證人而變糟……可以理解，趨吉避凶是人的本能，本來就不該自私地期待對方要為了自己所受的傷害挺身而出。雖然高二時已經體驗過這種感覺，但當時面對的是交情普通的同學，還沒有這麼強的得失心。

　　11/24，我鼓起勇氣詢問A（他是我國中最好的朋友，我去找S男「對質」時，就是請她陪我一起去）還記不記得國中時的這件事，同時想請他協助擔任證人，當然，我也是抱著最壞的心理準備（雙方就此絕交、永無交集），提出這個詢問與請求。幸好，A願意協助。

　　同時，我也請高二的弟弟詢問他國中時的同班同學，是否還記得當時他們班上很多人都向班導反應S男上課開黃腔的這件事。我當時在電話中問弟弟，他現在和當時同學們的關係、同學間的融洽程度如何？請他自行視情況評估，決定在群組還是以私訊方式詢問。在看到他傳給我的截圖時，我又驚又喜，原本以為他會用聊天這種輕鬆的方式詢問同學，想不到他如此認真、重視，而且敘述理性、條理分明，哇！我的弟弟什麼時後成長得這麼厲害、給力了？士別三日應當刮目相待；我已經在東華讀書一年多了，現在才發現他確實進步、成熟非常多！讓我無比感動、欣慰！總之，多虧弟弟與他國中多位同學的協助，得到了一些邵男確實在課堂開黃腔且事後否認的資訊，發現邵男一貫的作法與說詞。

　　11/26時，我搜尋國中母校的網頁，沒有找到專門通報性平案件的表格，只找到規章內容（說明性平事件調查申請單上應有哪些內容），依著現有的資訊，寫出申請調查單後；教授請我和國中的性平案件負責人連絡，表明我的目的，同時問他們是否有相關表格。

　　11/29時，我打電話給國中的學務處，生教組的人員說有通報性平案件的申請表單，但必須親自去學務處領（網路上找不到亦無法下載），所以我跟教授說，預計寒假時回去拿。教授回我，可以請對方將表格拍照傳給我就好，他說：「想一想如果受害人心裡非常創傷，怎麼可能去當面領表格呢？」於是，我又打了一通電話回國中，這次接電話的是學務主任，她說因為我還是學生身分，性平案件應該先在東華校內進行通報（得知此事後，教授表示，案發時我的身分是該國中而非東華的學生，是該國中老師出問題，不是東華老師出問題，所以應該向國中校方通報）。主任還問我當時的班導是誰？為了傳送檔案，也問email是多少？因為她問的突然，我愣了一秒，說出C師的名字，也表示加害人現在尚在校任教；而在報email的時後，因為我想起D被勸撤案一事，怕過早被國中校方得知真實姓名、身分，他們會將此事告知C師甚至S男，後續就可能面臨被勸撤案等情況，所以當時情急之下，報的是D的學校帳號（當天晚上，我就跟D說這件事，請她後續幫我留意一下有沒有從國中寄來的資訊）。

　　接著，教授表示，建議不要等到寒假再處理，雖然生教組現在知道我要申訴（哪怕只有以電話表明意願，尚未正式提交申請單），他們就要開始保密了，但還是擔心生教組人員可能在寒假前，就會告訴C師甚至S男此事。不過，雖然有相同的擔心，我還是不敢輕舉妄動，想等隔年3/8修法後，再提出調查申請；很感謝教授尊重我的意願，讓我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準備。雖然德勝教授有過很多處理性平案件的經驗，但因為他是我的導師，所以即便是跨校校查，他也要迴避；教授說，這樣也好，他就可以和我討論這個案子。謝謝教授！

　　因為案發當時，是《性平法》舊法期間，教授為了確認我能否如願在調查時使用新法（全部調查小組人員皆外聘），詢問了律師和東華法律系的黃愛珍教授；得出的結論是，新舊法是以「施行前後」做區分，只要在隔年3/8之後通報，就一定要用新法。另外，德勝教授認為：新法對學校比較好，可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擾與糾紛，但是要找到、聘請校外的人，難度更高。我明確表示想要明年3/8之後再通報，不想相信國中校內人員的性平意識和公正性。教授表示會尊重我的決定，同時也提醒我，明年接受調查訪談時，可以先確認三位調查小組是否都是校外委員，只要不是，就要提出，因為程序不符合規定。

寒假期間

　　今年1/17下午，我回到國中學務處拿「性平案件申請調查單」。生教組長詢問我：何時會提交申請？在知道我打算3/8之後提交與其中原因之後，她說，法律是最低底線，可以和主任討論看看，我的這個案件直接全部外聘調查小組人員，如果確定可以的話，我就能在3/8之前提交申請。

　　接著就是修改申請調查單，最讓我糾結的是「訴求說明」的部分，因為當時有向C師反映此事，依據《性平法》規定，她在知悉此事的二十四小時內就應該通報性平會。話雖如此，但我並不希望C師因此事受罰，畢竟，她最初真的相信我的求助並有所作為；而且之後被S男針對，我都沒有再讓她知道，所以她可能真的以為自己私下和S男談過之後，這個問題就順利解決了。

　　因此，以下是我寫在申請調查單的大致內容：

　　因為我弟弟及其同學已經從國中畢業，不用擔心他們會像我一樣被S男針對，而且我現在的心理狀態、抗壓性已經提升很多了，所以現在提出性騷擾申訴。希望「外聘」調查小組成員，最初是不太想信任學校人員，後來思索後，更是不希望學校老師可能因為有同事關係而左右為難（畢竟大部分的老師都是善良的人），例如：如果站在老師那一方，可能被學生指責「官官相護」，如果站在學生那一方，又可能被老師抗議「公報私仇」。

　　我希望能依法走完校園性平案件的調查流程，還我和所有當時因被開黃腔而感到不舒服的人一個公道，並讓性騷擾的加害人S男受到應有懲處（我已經不奢望他「反省悔過」了，只想讓他知道，所有發生過的事，都不是兒戲、玩笑，而是需要「負起責任」的），希望懲處這種硬性的手段，能讓他願意警惕並有所收斂，不要再因為無知或是故意，而對更多學生造成傷害了。

　　另外，有一件事情想告訴老師們、性平會委員、調查小組人員。

　　我不確定國二事發當時，寫聯絡簿向C師反應後，C師有沒有將此事通報性平會（個人推測是「沒有」，畢竟，C師一旦檢舉，性平會必然需要受理此事並展開調查）。雖然，在初次懷疑此事當時未被妥善處理的當下，我確實很生氣也很痛心；但後來冷靜下來思考，如果真的「沒有」的話，雖然在法律上，C師必須受到懲處，但想請委員、老師們對C師「從輕」處分。原因如下：

　　第一，我在小日記中所寫，原本就是請C師「去和理化老師說」，當時的我不知道校園性平案件的標準作業流程，也許C師從未處理過，亦不熟悉。C師願意在沒有錄音檔等證據的情況下，相信我的求助，在接獲學生反應後有所處理（雖然處理可能並不符合正規程序，但可以理解，畢竟，真的太曠日廢時，就連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執意將此事通報性平），其實我非常感激。也因為這件事情，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有自省的能力，如果S男被私下提醒勸誡還不知警惕悔改，那我就不用手下留情了，直接走法律途徑。

　　第二，如果當時此事真的沒有通報性平會，其實我會很慶幸。以當時我的成熟度、理性程度、抗壓性，應該會很輕易地就和解、撤案；而一旦撤案，不僅事後無法再針對這一案件提出調查申請，S男在毫無懲處的情況下，依然會繼續教我們班，那後續在課堂上對我的針對，依舊無法避免。

　　第三，如果當時我堅持不撤案，亦展開調查，一旦因為證據不足而失敗告終，我當時的處境只會更加艱難；而即使最後成功，證實了S男在課堂上言語性騷擾學生，但依據「比例原則」，他也絕對不會因此被解聘，而他會不會因此改過也是未知數。畢竟，即使已經經歷過我這一次的事件，他也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會讓他被送性平會，他在幾年後教其他學生時，依舊是故態復萌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雖然每個和此案相關的老師、同學都有責任，但我提出申請的主要動機，不是要像機關槍掃射所有人，而是像加農砲聚焦反擊。但要反擊，似乎不可避免地就會牽連到其他相關人等。

　　我希望S男不要因為師生之間的權力不對等而得以僥倖逃過法律制裁，希望他知道什麼是「責任」，更希望不要有更多的學生受傷（雖然這不太可能，他不會因這次性平案件被解聘）。或許，我這次申請調查能得到的最大收穫，是或多或少可以讓其他有相似經驗，但不一定有處理機會的人得到安慰吧……。

　　總之，先謝謝所有願意協助的老師們、性平會委員、調查小組人員。

　　2/16的時候，生教組長打電話來說：經過她和主任的討論，我這個案件可以直接全部外聘調查小組人員，後續，我便把調查申請書傳給德勝教授過目，教授提醒我要在印出來的申請書上面簽名或蓋章，同時標明頁碼。在生日當天，除了收到許多人的祝福，我也送自己一個生日禮物，在這天以限時雙掛號寄出性平案件調查申請單。

開學初期

　　3/2性平會確定受理此案後，主任表示：雖有我國二和弟弟國二兩個時間段的事情，但因為資訊、證據較清楚完整，先處理我國二時的案件就好。接著，我便詢問國中時的另一位同班同學B是否願意擔任證人？我們雙方的交情和互動，高二高三時因同班而仍延續一段時間；這次是鼓起更大的勇氣才開口請她幫忙。幸好，B也表示願意協助。

　　我最初以為調查只能實體進行，所以為配合證人們方便的時間，打算展延到六月再調查。主任請我告知原因與考量點，方便她回報教育局和性平會。我寫的原因如下。

　　第一，此案並無錄音檔等物證，所以並非我個人願意隨時回學校參與調查就能夠處理；一旦沒有加害者與受害人以外的「人證」，調查容易陷入雙方各執一詞的羅生門狀態，這樣不利調查進行。

　　第二，沒道理強迫他人犧牲自己原有的權益去幫助我；我當時的同班同學，有人正在中部就學，他們願意「無償」甚至「自行負擔時間與交通成本」以協助擔任證人，我已經很感謝了，我不希望他們因為善良，使自己的受教權或是成績，因必須處理此事而受到影響。

　　「證人方便的配合時間」是我最初在提交調查申請時，並未考慮周詳的部分，抱歉過早提交申請，造成老師、委員們行政上的不便。綜上所述，我想將調查展延至六月份進行。

　　3/11時，主任將相關文字請示教育局後，告訴我局端反應：依法規不能展延至6月。建議我可以先暫提撤案，5月底再提出、再啟動調查；同時表示，主要還是會依我的意願處理，也請我放心，學校並無不辦理，只是尊重同學的需求。

　　當天我就請教教授，這樣在法規方面是否可行？擔心現在一旦暫提撤案，之後就沒辦法再對此事提出申請。教授隨即表示，可以申請線上調查，這部分調查小組校外委員會告訴校方行政人員可以、應該怎麼做，不是行政人員要擔心的；同時告訴我：一啟動調查，那位疑似行為人就要停聘，為避免其他人現在可能受害，叫我不要等到六月。

　　於是，我便回信告知主任，自己打算現在就開始處理的原因；同時表示：身為案件當事人，我願意親自回學校全力配合調查，但證人的部分，建議可以以線上方式進行調查。而且因為之前在通話中得知，在調查結束後，主任要在學期結束前，將案件調查內容轉成逐字稿、結案報告，所以如果現在開始動工，主任可以進行收尾工作的時間會比較充裕。同時，因為知道S男目前身為一個國三班級的導師，會考在即，怕S男突然被停聘，會對其班上同學的心情、氣氛造成太大的波動、影響。那些同學畢竟是無辜的，雖然知道這些是學校內部要去協調安排的事，也知道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與必然代價，但基於對誤傷無辜的擔憂、良心不安，還是開口向主任詢問、確認：S男導師班的同學會有代理導師協助。如果真的因此造成S男導師班同學們的恐慌與不安，很抱歉讓你們受到多年前性平事件的波及；要是S男之前沒有言語性騷擾學生，事情根本沒機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。

　　3/25時，便敲定3/30進行實體調查，主任表示，若證人不方便出席，可以以紙本內容佐證我的申訴內容屬實（證人需在上方簽名）。不久後，又向我傳達委員新的討論結果，表示這次的案件會先以我、C師、S男三人為主調查，如果有需要，才會再找相關證人；但如果我想先以紙本呈現也可以，就是實體調查當天提供給委員。但因為紙本資料郵寄的時間變數太大，所以我並未採用此方式。

調查當天

　　3/30實體調查當天，前置作業的部分。第一步，確認受訪人身分；第二步，簡單介紹調查委員，請訪談者確認有無需要申請迴避的人；第三步，詢問訪談者是否願意接受訪談；第四步，權利告知（口頭說明，並提供書面資料確認並簽名）；第五步，告知訪談會全程錄音，以便學校後續錄音檔撰寫訪談紀錄，並做為訪談過程之證明，詢問並徵求訪談者同意。

　　調查開始後，調查小組人員先交代後續大致作業流程、期程，說明之後學校端都會再通知我要如何配合。接著，表明其今日任務是事實認定跟懲處建議，在我、S男、證人們都說明完之後，他們會進行「勾稽比對」，得出其認定的事實，若該事實與我的主張相符，就會看是否有相關法規可以規範，接下來就會對學校提出處理建議。對造雙方（我跟S男）各會拿到一份代號版的調查報告，目的之一就是保護當事人、證人，不讓當事人、證人的身份曝光。另外，因為尚在收集資料階段，調查小組人員請我在離開之後，先不跟此案證人說訪談內容，因為這無助於事件的釐清。不知道哪來的直覺，這次我在最初以訊息詢問兩位證人之時，就只問他們：記不記得國二時S男在課堂開黃腔之事？願不願意擔任證人？並未提及當初太具體的話語、內容；所以，其實在看到案件書面調查結果前，我也完全不知道A和B到底都記得什麼內容。

　　訪談分成三階段，第一階段是我說、調查小組聽，第二階段是調查小組問、我答，第三階段就是看我的訴求。在第一階段陳述時，我是選擇「照唸」當初寫在聯絡本的S男說的語句，因為比起自己已經經過六年的記憶，我更相信事發當天，自己寫下的記憶猶新的紀錄。

　　調查接近尾聲時，調查小組人員問我，若性騷擾屬實，是否要加害人的道歉？我表示不需要，因為我覺得，S男就算道歉，也只是為了讓這件事「過去」，而非真心悔過，如果真有悔意，他就不會在我第一次反應之後，還針對我，甚至在三年後重蹈覆轍。我不要加害人的道歉，我只要他受到應有的處分，並且以後不要再傷害更多人。最後，調查小組人員稱讚我截圖很專業，知道截圖時，後一頁首要包含前一頁末的內容，以佐證其是連續的對話。

　　說明訴求時，我表示，個人希望S男被停聘或解聘，因爲我覺得他會繼續犯案，他明明清楚自己的行爲是錯的，也有可能被送性平，但是他還是繼續這樣做。但是因為不是性侵案，是言語性騷擾，所以就比例原則來說，他被停聘解聘的機率不高，但我還是希望在在合法的範圍之內，給他最重的處罰。C師雖然當時沒有把這件事情通報性平會，會有未通報的責任，但是希望給C師的處分越輕越好，就像我在申訴書講的，這件事情如果當時真的被送性平，對我來講可能是不利的。調查小組人員說我是採「結果論」；確實，我很常帶著結果論的思考方式，因為我相信自己絕對可以化危機為轉機，讓結果變成我滿意的，如果事與願違、遭遇挫折，那就表示「還沒到真正的結果」。

　　這天下午，媽媽騎車帶我去買東西時，好奇問我早上去哪了？我深吸一口氣，心想，該來的還是會來，怕發生危險，於是跟正在騎車的媽媽說自己是回國中處理事情，媽媽問：「是好事還是壞事？」「應該算是好事吧！」等停好車，在排隊買飲料時，我才跟媽媽說，自己回學校是為了配合性平案件的調查，也把這段經歷告訴她；媽媽的表情、反應比我想像中穩定，不知道她當時心裡在想什麼。

你是對的嗎

　　今年三月初，我向💭請教一些問題。💭提到米蘭昆德拉說過的：「小說唯一存在的理由，是承受人生的相對性與道德的模糊性。」之後引用了《悲慘世界》中，尚萬強和警察的例子。

　　💭：誰是對的？誰是錯的？這個警察一直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、執法維護公正，一直在追殺尚萬強，可是他要逮捕的這個人，已經在神父的感化之下變成好人，但是在警察眼中，尚萬強始終是壞人。

　　💭：你認為你是對的嗎？

　　或許是因為四小時前，剛和國中主任通話協調性平案件的處理，腦中還有此事的殘影，我直覺想到的是：我這麼堅持處理多年前的性平案件，興師動眾許多人，是不是也如同那位警察一樣只是「自以為正義」呢？我真的是對的嗎？

　　這個「自我懷疑」的感覺太熟悉了，事發最初，以為同學們認為我小題大作時，我也曾經迷茫——我忠於自己的感受，跟C師反應，到底對不對？不過，現在的我，想起補習班老師說過的一句話：「小時候，大人告訴我們『對不起』可以換來『沒關係』；長大後才發現，一直『沒關係』就只能換來『對不起』。」有些底線，該堅持，我絕對寸步不讓，否則，就是從精神上邀請惡勢力逼近踐踏；〈我的愛城〉中，領主的女兒不逃走，堅持留下來和城池共存亡……在這場戰役中，我也絕對會留下、奮鬥到最後一刻。

　　我上一次給行為人改過機會，是國小時被教練侵犯身體界線那次，當時只請爸爸去跟對方溝通，並沒有直接訴諸法律（當時不知道從哪得知「性騷擾」一詞，反正我和爸媽聊天反應此事時，開門見山直接說：「我覺得被教練性騷擾」，接著爸媽在追問中，才逐漸釐清事情經過：教練侵犯我的身體界線與自主權，但沒有與性、性別相關，所以嚴格說來尚未嚴重到性騷擾的程度。爸爸後來有幫我去和教練反應、溝通；雖然那時的說詞有點誇大，爸媽應該最初被嚇得不輕，但我不後悔自己如此「敏感」，才避免了養癰遺患）；後來教練在與我相處時，確實有給予尊重，因為教學需求，要觸碰我的身體、協助我調整動作前，都會先禮貌徵詢我的同意。教練在我國高中時，提供我不少教學的經驗、機會和指導，這些都曾被我寫在升大學時提交的備審資料中。

　　但是去年，他竟因為數年間猥褻、性侵十一位七至十歲的女童，被判刑二十多年；不禁驚駭，如果當年我沒有向父母求助，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後續成為受害者之一？同時也自責，我那麼早就意識到不妥，最終卻只救到了我自己……所以，我這次說什麼都要堅持到底。讓我撐到現在的與其說是憤恨，不如說是責任——生命給了我機會去拯救當年的自己、處理這件事，甚至有機會救更多人。我知道，要是不幸再有「在校生」受害，他們很高機率會像當年的我一樣，是無能為力的。（題外話：最初得知教練被判刑時，我對自己有非常多的質疑、否定；但後來想起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、「不以人廢言」等語。另外，💭曾經對我說：「與其說你的老師把你教得很好，我倒不如相信，是你把自己活得很好。」人會受到環境、遇到的人事物影響，但同時，也有主體能動性。就像爸爸習慣抽菸，我從小看到大，自己卻不抽；雖有互動交集，但我終究不是對方，最重要的是「我想成為怎樣的人」而非「我遇到的是怎樣的人」。）

　　雖然說「若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」，我從事發當天就猜到，S男是誤以為用班上同學舉例、嘲諷、開黃腔有助於學生理解觀念，甚至只是想藉此抓回學生對課堂的注意力。但是，他先放棄自己的主體能動性與恰當的是非觀念，在言語和行為層面失當甚至傷害到他人；「同情」和「原諒」終究是不同層次的東西，善良和寬容要留給值得的人，我看不到S有一丁點改過自新的跡象。但凡S男在初犯之後不蓄意針對，甚至是在我畢業後謹記前車之鑑、不在之後教學時重蹈覆轍……這件事情都可以也只能「到此為止」，我不會再有動機、機會向以前的同學詢問、蒐證，並且在多年後重新處理這件事。

柳暗花明

　　七月中旬調查結果出爐，書面的調查結果，是媽媽幫我去郵局領回的。因為不知道結果是否如預期般順利，畢竟是六年前的事情，也不知道C師和A、B到底記得多少內容？提供了哪些資訊？歐麗娟教授說過：「出現利害關係才能見人心。」說實話，我尤其擔心：C師會為了避免性騷擾案件屬實後，自己要被追究「當時未及時通報」的責任，而對此事有所隱瞞。所以一直很擔心「證據不足」而導致事情再次失敗，畢竟，無奈的事實是：法律講求的是「證據」而非「真相」，如果證據不足，哪怕真的有發生性騷擾事件，我也求助無門、很難討回公道。

　　本來打算請媽媽把信封給弟弟拆，弟弟先把結果拍照傳給我，如果順利水落石出、討回公道，再跟媽媽說。我怕結果不如預期，媽媽會傷心。結果，媽媽比我還冷靜、勇敢，她說反正事情已經成定局，她可以直接拆封拍照傳給我，突然覺得，媽媽好像水豚，情緒有夠穩定。雖然遲了六年，不過幸好這次性騷擾案件確實有成立。

　　閱讀C師、S男、A、B的調查內容，突然像開了上帝視角，接下來，就依據我在調查記錄中的所見，訴說一下他們認定的事實和我個人的想法吧！

　　第一，C師記得發生過這件事，她陳述的其中一點是：「我有在班上詢問，全班有人回說（S男開黃腔）是為提振（同學的）精神，同學是回答說有（發生此事）。」這部分就與S男所言，他自身詢問的結果有出入了，但S男這部份說的是實話，B表示S男問的時候，班上確實沒人舉手，可見，「誰來問」會影響回答。C師表示，覺得我的陳述是真的；之後因為我不再反應遇到的狀況，所以她確實一直認為此事已處理好了。

　　第二，C師表示，自己忘記當時是如何跟S男說的，大致是提醒S男不要再針對我；S男則表示，C師確實有提醒他上課舉例不要提到我，但沒有提及具體內容。先相信此事為真，那後續S男提到「性平會」等字眼，且只在講黃色笑話等內容時特別點名我、對我施壓，正好應證：他其實知道拿我舉例且我事後反應的那次，他的言論是違反《性平法》的。

　　第三，S男承認用「媒人婆」字眼說明，但仍矢口否認說過「腿再抬高點，腳打開一點」，說可能是同學加油添醋引起我誤會。我非常無奈，S男或許是天真地認為，我此次提出的證據，像當年一樣，只有個人輕飄飄的幾句證詞而已，殊不知，在一系列巧合安排，還有他自己多行不義的推波助瀾下，我已經獲得更多相關資訊與幾位旁人的助力。此情此景，讓我想起曾經看過的一張圖：一隻貓以為自己抓的是老鼠的尾巴，殊不知在牆的後方，是一隻能夠瞬間殺死貓的巨蛇——你永遠不知道跟你玩的是誰。

　　第四，C師說我的在校表現穩定，很訝異這件事放在心中六年。先謝謝老師的相信與肯定！抱歉必須把老師牽扯進這烏煙瘴氣的案子。另外S男表示，他的學生「能擔任小老師超過一個學期的，都是很優秀的」。謝謝S男稱讚，我不會「以人廢言」的！但同時也百思不得其解：同一個腦袋嘴巴，明明能吐出象牙，說出這些積極正面的語詞，為什麼偏要開黃腔呢？

　　第五，雖然身為當事人，但有些事情我自己都不記得（例如：A和B記得，當時S男在以戲謔語氣開黃腔的同時，還搭配具性暗示的手部動作）！這滿合情合理，畢竟，當時可是學期一結束，我就直接把聯絡簿丟回收。如果大腦有什麼「自我防衛機制」，讓我選擇性遺忘某些事情，也是有可能的，總之，謝謝有旁觀者替我記得這些「我的大腦不想讓我記得」的事。

　　第六，B表示，在今年收到我傳訊息請他擔任證人之前，他沒有辦法確認我在當時是感到不舒服的，當時隱約可以猜到是我向C師反映此事，但至今才可以確定真的是我。還說「會特別印象深刻是因為覺得很尷尬，假設我被開這個玩笑，會覺得很尷尬。」另外也說，S男曾經在其他時候以她舉例、嘲弄，「我不舒服，但沒有反應。」才明白，不是我太敏感、小題大作，有些同學也只是在「權力不對等」與「同儕間的從眾效應」的影響下才不敢表示。（題外話：回到文章最初，德勝教授所言「旁觀者是關鍵角色」，確實，在「此次性平案件」和「教練之事」中，分別身為「當事人」和「（廣義而言的）旁觀者」的我發現，會發展成如此嚴重的情況，很大部分是受到旁觀者影響。B的這句話點醒了我，之前會自責沒有在長大一點後即時覺察教練的失當行為——因為我看到教練與學員有親密但未及性騷擾程度的肢體互動的時候，確實常常是以遊戲的形式發生，當事人包括在場的其他孩童都是很歡樂的嬉笑，當然，這只是在公開、我看過的情況下如此。但身為旁觀者，要不要「為當事人覺得不舒服」確實是一個很大、難解的問題。我有侷限性，因為自己是敢愛敢恨、不爽會翻臉的那種人，所以會認為如果當事人沒有表示，那應該就是沒事、他不介意。卻忘了，人有融入群體、與他人融洽相處的需求，尤其是年齡越小的孩子，他們可能還不知道這是有問題的，就算不舒服，如果發生事情的當下，所有人都在笑鬧，那他要嘛真心被洗腦覺得沒問題、就是玩遊戲而已，從而對危險的感知、敏感度下降，讓對方有機會得寸進尺；要嘛為了「合群」，一直壓抑自己不舒服的感受……）

　　第七，B表示「通常S師的課程對我比較沒有吸引力，但是開玩笑的時候我會抬頭」、「我同學也有因為排斥S師，而排斥理化」。雖然就行為層面，S男確實是「明知故犯」，但在動機層面，能用無知解釋的事，我不想用惡意。S男說自己「出發點是善意的」，我「姑且」相信，那他這麼做的動機，我想到的一個合理解釋是：他透過「暴力」，企圖挽回身為老師卻因為不被學生重視而損毀的自尊心。魯迅說過：「勇者憤怒，抽刀向更強者；怯者憤怒，抽刀向更弱者。」S男確實達成他的目的了，同學們會在他開黃腔時集中注意力，其實我也慶幸他達成目的，我才有證人；但這也挺悲哀的，應該沒有一個正常的教師，會希望自己是以這種方式被學生認識、記得。

　　《我是男生也是女性主義者》寫道：「偉大的佛洛伊德曾說，人類的真心總在口誤當中顯露，越是下意識脫口而出的話語，就越是内心深處的想法。」S男採用貶低嘲諷學生（尤其以女學生與陰柔氣質的男學生為主）的方式，意圖吸引同學注意、回應；身為教師，他這樣的作法，不僅反應其自身性平意識的欠缺，還很可能潛移默化誤導班上男同學，認為這是一種建立男性之間的「同性社會性慾望」的合宜方式，導致上樑不正下樑歪。

　　第八，事實認定及理由寫道：之前S男並無類似行為且經學校調查屬實。突然想到崔圭碩的網路漫畫〈錐子〉中寫的：「在網子之下被隱匿的規則對威權是寬容的。老師您毆打學生並非不知暴力是錯誤的行為，您之所以敢下手，是因為大家都這麼做，因為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做，因為這麼做比較好過，因為這麼做也不會有事。」希望經過這次調查，S男能明白：所有發生過的事都不是兒戲，不是所有傷害都能以「開玩笑」為由粉飾太平，人都要為自己的（就算不是故意的）行為負起「責任」；期許他未來在教學時，更加謹言慎行，不再輕易傷害他人。

逃離地獄

　　卡爾維諾的寓言〈黑羊〉，大意是：在一個人人都是「賊」的國度，某天突然出現一個「誠實的人」，他的出現破壞了原有的平衡，社會因此分成「窮人」和「富人」……而不願加入偷竊共犯結構的誠實的人，在剛開始不久就餓死了。

　　就現實層面來看，這件事情不論成功失敗，對我而言，都可能會有衍生問題。🌌說過「教育圈很小」，也就是說，即使成功討回公道，也可能因此被記恨、被報復。不過幸好，我其實沒有「非當學校老師不可」的堅定志向。如果真的因此出事，我頂多是少一項選擇，不會太失望或損失慘重；況且，這也可以藉機篩選、反應——那個地方適不適合我？都說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」，說不定，生命想要安排我去其他地方一展長才！

　　《看不見的城市》寫道：「生靈的地獄，不是一個即將來臨的地方；如果真有一個地獄，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，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地獄，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。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離，不再受苦痛折磨。對大多數人而言，第一種方法比較容易：接受地獄，成為它的一部分，直到你再也看不到它。第二種方法比較危險，而且需要時時戒慎憂慮：在地獄裏頭，尋找並學習辨認什麼人，以及什麼東西不是地獄，然後，讓它們繼續存活，給它們空間。」

　　在講到屈原的〈漁父〉時，🌌提到屈原和漁父的發言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觀，他們各自「堅守立場」，但身為旁觀的讀者，我們可以「選擇」。🌌說：「你會如何選擇、處理？具體處境出現之前，你所說的答案都不會是真的；現在叫你回答，你只會給我命題作文式的答案；但實際上你會怎麼做？那才是對你而言最重要的……所以就把這篇文章放在心中，以後遇見了，再來思考就可以。」嚴峻的現實是：在性平事件中，沒有人能夠「獨善其身」；「旁觀者」對事情走向的影響真的太大，所以哪怕再辛苦，也要堅持奮鬥下去，否則，就是用第一種方式逃離地獄——我不想如此。

　　搞笑諾貝爾醫學獎的得主Donald L. Unger，為了想知道「折手指」會不會如眾人所言，對手指造成損傷？於是每天只折左手的手指關節，右手則完全不折以作為對照組，堅持六十年之久；之後依據這個親身實驗寫了一篇論文——證明折手指並不會造成損傷或是影響美觀。

　　💭：就是花了很多心力，然後只有小小的收穫，只是想達成一個小小卑微的渴望。

　　這是💭私下回饋我的報告時說的話，我才發現：或許，我的生命氣質便是如此，面對重視的事情，那怕在旁人眼中再渺小、再不重要，我也會義無反顧投注十二萬分的精力做好；就理性、投資報酬率而言，不是很聰明有效率；但就我的人生而言，很認真、很真實。

　　我相信《高手思維》中說的：「你只要從自身利益出發，做好自己的小事，潛移默化之功，就能讓社會真正進步。」或許，我看得到那一天的到來，也可能，我看不到那一天的到來；不過，我永遠相信，社會的性平意識一定會越來越好。